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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有关一系列香港的新闻中，每每提及香港与大陆之间经济往来，都会出现一种共识：近年以来大陆依靠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和AI获得的进一步经济增长，进一步拉大了双方之间的距离。甚至购物、旅游这类需求，都开始被日本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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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是否客观，可以确定的是，科技产业的发展热潮，确实让大陆和香港之间的经济水平产生了差距。
很多人都说香港之于科技产业的二十年，是不断错过的二十年。
之所以说是“错过”，是因为香港并非没有创新能力，在移动互联网时代，香港先大陆一步推出了和微信概念十分接近的Talkbox，如今却完全被Whatsapp所替代;在更接近的AI时代，著名AI独角兽商汤科技原本就由汤晓鸥带领香港中文大学工程学院团队，但很快商汤就选择了扎根深圳。不仅如此，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高校每年也在向企业和学界输出着海量人才。换句话说，香港并非没有创新能力，而不是不具备创新土壤。
香港的创新土壤，究竟去哪儿了?
硅港计划的失败不能一直背锅
香港科技产业的发展迟缓，很多人会归咎于2000年左右“硅港计划”的失败。
1998年十月，当时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在其上任后的第二份施政报告中提出科技兴港,要把香港发展成为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议在港兴建名为硅港(Silicon Harbour)的电子技术开发区。
在那个年代，东亚承担欧美国家转移出来的晶片、半导体生产需求正在成为主流。台湾知名的“新竹科技园”大约也是在同一时期建成。当时有数据表明，该项目到2008年有望为香港新增195,000个就业机会和300亿港币的生产总值。
但这一项目却迟迟没能推进，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在批地上话语权很低，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当时美国限制半导体制造设备向香港的出口等。没地皮、没生产设备，自然也就建不起任何科技园区了。加之2000年出现了第一次互联网泡沫的破裂，承担金融职能较多的香港更加明显的感受到了相关波动，也留下了更深刻的阴影。
但这些理由显然不足以解释后来的问题，在移动互联网崛起的热潮中，有很多企业都是从2010年左右才开始发展的后来者，海外的Uber、国内的滴滴都是如此。实际相比大陆，香港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拥有着更优异的先决条件。
相比大陆，香港更早的实现了4G网络的覆盖。在2010年，香港很多公共场所就已经有了免费WiFi，个人家庭也很早就实现了千兆光纤入户。包括智能手机的价格和下沉效率，都是要先于大陆一步。其他诸如金融服务，海外科技企业的入驻，也要相比大陆更加完善。
在这样优异的环境之下，香港却还能错过移动互联网，个中原由值得好好说道说道。
发达地区的诅咒?如何解释香港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失败
首先我们都知道，香港是一个经济发达但生存成本居高不下的城市，记住这一点，很多问题就有了根源性的解释。
第一， 香港移动互联网有着浓郁的外包风气。所谓的外包风气值得并不是把App开发工作外包给其他国家，而是有大量所谓科技企业都以承包App开发来维持生存。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于政府部分和实体企业的订单，这些甲方将App作为经营的附属品，因此在创意上也不会花费太多功夫。久而久之，在这种稳定收入的温水煮青蛙效应下，科技企业也逐渐丧失了创新能力和积极进取的冒险精神，反而更像服务型企业，最终导致香港出产的App很多都看起来十分相似。
像孵化出TalkBox的GreenTamato就是一家外包App企业，有观点称，TalkBox后来的颓势，也有GreenTamato给予支持不足的缘故。
第二， 香港的劳动力价格昂贵。我们知道移动互联网中的很大一部分企业，是靠着打通供求信息+廉价的劳动力推进发展的，而城市化发展完善的香港显然不具备这方面的优势。如此以来就导致了很多好的模式外流到隔壁——举例来说，我们今天经常见到的运货搬家O2O平台“货拉拉”，前身就是来自香港的EasyVan。显然大陆的经济环境给予了这家企业更好的增长空间。
而且在昂贵的生活成本+求稳的科技行业共同作用之下，导致香港IT从业者收入并不占优势，远比不上金融行业，IT被人们戏称为“颓科”。最终很多人才向海外、大陆甚至台湾流失。
第三， 资本的保守趋势。香港的金融行业虽然发达，但也因金融的全球性趋势导致对于本土企业的“灯下黑”。结合以上两个条件，已经导致了香港科技企业的艰难发展，资本不愿投以关注也是正常现象。
另一方面，香港本土金融稳定在港口运输、地产等等收益稳固的行业中，同样也不具备冒险精神，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与旅游业，另外再加上房地产。这四大传统行业总共占据了香港GDP的60%。资本和创业者都不想冒险，科技产业自然会出现如今的冷寂场面。
对于这种情况，有人将其解释为“发达地区的诅咒”——社会经济和阶层趋于稳固后同样丧失活力，很难接纳和孕育新的高峰，实际除了这一原因以外，香港本身的土地、人口、外来科技企业的涌入等等因素也构成了种种不利条件，最终形成了今天香港科技产业的寂寞景象。
科技产业发展转圜：香港AI的未来
如果按照科技产业的发展线路，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AI，我们几乎可以理所应当地认为香港在AI发展上毫无希望。
诚然，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冷清导致的直接原因就是数据的匮乏和云计算资源的短缺。同时大量数据被掌握在政府端口，香港大学教授Paul Yip称现在想要调用数据，还需要写“纸质申请书”。
但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下定结论。
在长达20年在科技产业上的落后之后，香港在这一次AI热潮中显然更加警醒，不仅媒体给予了更多关注，政府端口的动作也开始加速，像是推出了“创新预算资金”、香港的科技创新中心也得到了国家的资助。
另外重要的一点是，和移动互联网不同，AI技术的出现将切实改变香港人的生活。对于生活高度便利的香港来说，O2O和共享经济能够带来的撬动力量并不大。可是对于金融、港口物流这些行业来说，AI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换句话说，香港不接纳AI，就有可能被AI替代。
那么在AI上，起步晚、数据少、资本流动封闭的香港，还存有哪些机会?到了AI时代，香港的创新土壤出现了吗?
目前来看，可以发现香港之于AI的几项策略。
例如发挥自己在学术方面的优势，吸纳大陆的支持。其实即使香港在科技产业上成就不多，但在科研创新能力上还是不差的，在有IT界奥斯卡的APICTA大会上，香港几乎每年都能取得不错的奖项。就像在去年，香港的SmarKie的智能自动售货机、法诺实验室有限公司的多语言人工智能客户服务系统和智能RFID嵌入式机场行李装载机器人等等，都获得了奖项。
对于香港来说，实行技术出售的“以色列模式”或许是个不错选择。
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落实，香港在产业链中的融合，对于中资企业的接纳，无疑会提升当地AI创业者的创业条件。像阿里和商汤就联合在香港成立了香港人工智能实验室，大陆企业开放应用场景，香港科研人员获得数据、算力方面的相关支持。
另外如同当年谷歌“退守”香港意在亚太市场一样，目前一些小型欧美企业也开始利用起相关中西融合的社会风气、便利的全球金融服务和地缘优势，将香港看做进入大陆市场的跳板。举例来说，来自英国的品牌零售服务企业Aitrak虽然还在初创阶段，但已经在香港设置了分公司，希望能够借此进入资本更活跃、数据资源也更丰富的中国大陆。
如此看来，不管是哪一种策略，香港AI的未来几乎都与大陆紧密相连。双方的通力合作和共同生长已经成为定局，抵挡和破坏这一趋势，是绝不理智的。